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代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，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国实行了“重工业优先”的经济发展战略和“城市优先”的社会政策，户籍制设置了两种不同的身份体制，分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。可以说，这是造成我国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、收入水平、消费支出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一时期，可称为农民进城的“红灯”阶段，强化了城乡“二元”结构，付出了较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，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社会现象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社会开始打破原有的城乡“二元”结构。而且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，逐渐形成了“三元”结构。具有现代因素的乡村工业化，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创造了上亿新增就业岗位，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，从而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。但与此同时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，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，农业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，城乡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，城乡“二元”结构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，“三农”问题更加突出。这一时期，凸显了限制农村人口进城“黄灯”政策的社会代价。

　　进入“十五”时期以来，我国政府转向对农民进城开“绿灯”，鼓励大量农民进城。这不同于土地改革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。前二者将农民固化在土地上，仍然从事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、经济收益相对较低的农业活动；而农民进城是促使农民长久性地离开土地、暂时性地离开农村，进城务工，从而开始形成“四元”结构：在农村，农业劳动者和乡镇企业并存；在城市，户籍人口和大量流动性农民工并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解决近年来我国社会面临的市场性的农民工潮、新的发展挑战和社会矛盾，政府相应地做出了政策调整，即从限制型政策转向鼓励型政策，从歧视型政策转向友好型政策。这就大大加速了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，使农民工迅速成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主体，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。

　　在我国当前及未来发展中，缓解城乡矛盾是一项紧迫任务。最近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：“要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，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在就业、居住、医疗、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，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。”面对城乡“四元”结构下的矛盾和问题，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：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；对农民的基本方针是：“富(农)民为本”。（作者 清华大学教授 胡鞍钢）